塔吉克斯坦突发7.2级地震 喀什机场迅速开展排查确保运行正常

个人诉愿程序的创立具有特定的民主考虑，修宪委员会在报告中指出：宪法诉愿制度有利于宪法与公民的共同发展，提高公民的民主意识，有利于发挥宪法法院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功能。

三是总纲第24条思想道德建设条款。在此结构下理解宪法第24条，一个必然的规范追问便是，提倡或反对的标准仅仅是国家单方面作出的吗？这就需要深入到中国宪法的主权结构，对这一道德标准的所谓主权决断进行一种规范探索，从而梳理国家教化宪法秩序的内在逻辑。

它一方面反作用于公民教化的社会机制，赋予社会机制政治功能和既存价值。在这种理解中，国家被具有高识别度和强存在感的政府（即作为执行机关的国家机构）所替代，乃至被简化为占据道德制高点、挥舞教化大棒的强制权力。它源于对公民理智的不信任，认为公民本身缺乏什么是好生活的判断能力。[46]客观来讲，如果社会伦理实体能够发挥其德性教化和价值濡化作用，绝大部分价值争议就可藉由伦理实体的道德力量加以消解。[45]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如果要获得相互理解的调和平台，进而对政治结构产生积极影响，就必须被建制化。

在宪法框架上，文化基本国策试图构建调整文化基本关系的文化宪法体制，通过与公民文化权利的互动形成宪法文化秩序。批评观点认为，其理论底色是西方经典的价值中立原则，研究进路则沿袭文化权-文化国家的经典宪法分析框架。实现宪法秩序的稳定，往往需要在宪法文本的变与不变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参见邹奕：《徘徊于我国宪法的两个文本之间——对宪法文本正当性和实用性的检视》，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9]同前注[2]，胡锦光文。参见郭泽强：《从立法技术层面看刑法修正案》，载《法学》2011年第4期。[37]田雷：《超越文本：八二宪法框架内的宪法变革——从八二宪法有过多少次修改谈起》，载《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这种排列形式不只是可以完整反映宪法的发展历程, [58]有助于民众全面地认知宪法的历史变迁，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明确地表达出宪法修正案与宪法原文的关系，即宪法修正案只是对宪法原文的继承与发展，不能动摇或颠覆宪法原文在国家法治秩序中的主体地位。刑法修正案与刑法典之间的关系在内容上是相互替代的，在形式上是同一的。

[50]再如，王兆国在介绍2004年宪法修正案（草案）的形成时中强调：这次修改宪法不是大改，而是部分修改，对实践证明是成熟的、需要用宪法规范的、非改不可的进行修改，可改可不改的、可以通过宪法解释予以明确的不改。[30]因此，1988年修宪时之所以改过去的决议式修宪为宪法修正案技术，正是看中了这一修宪方式的稳定功能。彭冲副委员长和王汉斌秘书长对实行这种修宪方式作了说明。1789年的美国刚刚经历了长达一年多的在各州范围内展开的批准宪法大辩论，宪法草案尽管最终获得批准，但是质疑声仍然很高，甚至危及新宪法的正常实施，[25]而多数联邦党人不愿再次卷入这样的困境之中，更不想轻易动摇或变革刚刚建立的宪法秩序。

尤其是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宪法修改方式需要因应这个重大时代课题而做出适当调整，宪法修正案技术今后到底该何去何从，这仍是一个在修宪技术和理论上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作者简介：屠振宇，法学博士，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63]在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文本和相关解释中，第三十九届国会的议员们清楚地表明，《权利法案》中的权利和自由必定适用于各州。然而，在经过连续五天的讨论后，谢尔曼在8月19日再次提出了修正案的方式，众议院对此又展开了类似的讨论（没有具体记录），在表决时众议院却以三分之二的多数赞成谢尔曼的提议。

因此，如果采取一揽子的通过方式，将多项宪法变动的诉求放在一个宪法修正案中或者将多条宪法修正案集中在一起一并提请审议和表决，那么其结果很可能是，属于不同利益群体的选民或代表因为赞成其中一部分内容、反对另一部分内容而在表决时处于两难的境地, [40]从而大大增加修宪的难度、抬高了修宪的门槛，使原本可以轻松过关的修宪内容，可能因为他项内容的重大争议而迟迟无法修改。彭真之所以认为修正案方式比1978年我国宪法曾采用过的修宪决议方式更好，其原因恐怕就在于，这种修改方式具有对修宪内容的实质性限制，只对必须进行修改的条文做修正。

而在我国，因为宪法规定的修宪程序不够严格，有学者甚至认为我国宪法呈现为一种柔性宪法, [37]所以为维护宪法秩序稳定而生的宪法修正案，此时符合这一目标的实践形式应更多地表现为增加修宪难度，以减少修宪频次。[51]王晨在2018年3月5日所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中指出：通过历次宪法修改实践，已经形成了符合宪法精神、行之有效的修宪工作程序和机制。

尽管我国宪法修正案技术在实践形式上采取了一些独特的做法，如其通过方式不是逐条表决而是一揽子通过，其表述方式不是独立条款式的而是决议式的，然而，就本质而言，这些带有差异的实践形式只是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宪法稳定所采取的不同技术方案。[52]同前注[23]，王晨文。[61]然而，其缺点也是明显的，它使宪法修正案的效力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可能偏离修宪者的修宪目的。首先，我国的宪法修正案技术为修宪内容设定了实质性限制——只对必须进行修改的条文做修正。[43]美国宪法修正案第13条规定，在合众国境内受合众国管辖的任何地方，奴隶制和强制劳役不得存在，但作为对于依法判罪的人的惩罚除外。[29]王向明：《谈谈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关于修改宪法的问题》，载《法律适用》1988年第10期。

逐条通过的修改方式可以成熟一条修改一条，不仅可以迅速地回应社会现实需求，尽快消弭一些广受非难的弊病，而且避免了一揽子通过方式可能因个别问题争议过大而久拖不决的局面。当不直接对宪法原文进行改变、将宪法修正案作为一个相对独立部分时，修宪工作相应地也就无需考虑宪法原文的体系结构，而只须保证宪法修正案条文中的规范性即可。

因此，宪法秩序的稳定实际上建立在一种复杂的动态平衡之中，这种复杂性导致了宪法修正案在中美两国的不同实践形式。[34]同前注[03]，本书编写组书，第41页。

[65]宪法修正案发挥作用必须依赖宪法解释，当初美国国会通过以宪法修正案方式修改宪法的决议后，麦迪逊就写信给杰弗逊指出，这种模式将使司法权在整个国家政治中变得日益重要。以此观之，中美两国的宪法修正案技术尽管在实践形式上有着显著的差异，但是并不能简单地肯定一种实践形式而否定另一种实践形式。

（2）可以规定修改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应当启动全面修改或部分修改的准备工作，成立修宪小组，以期在五年到十年内完成修宪。也正是这种明确性，使我国的宪法修正案技术不能实现以一条修正案修改多处宪法条款的功能。在我国，由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重视宪法的稳定性，而片面强调宪法的适应性，曾采取过大开大合的修宪方式，如1975年我国宪法取代1954年我国宪法、1978年我国宪法取代1975年我国宪法。为此，他特别提到了宪法修正案的重要意义。

因为美国宪法原文中相关的条款有十多处，所以若一一做出修改和调整，则无疑是一项不小的工程。[43]独立条款式的宪法修正案对于修宪工作的简化，可见一斑。

胡绳同志（他是宪法修改小组成员）写信表示赞同按修正案把原文改过来，同时提出：似不宜插入修改日期的注解。[23]王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年特刊，第98页。

那么，究竟什么是宪法修正案技术呢？无疑，作为宪法修正案技术的发祥地，美国的独特经验对于理解和把握这一修宪方式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尽管一些学者对这种文本的正当性以及是否会带来宪法文本的不统一和援引困难等问题提出质疑，[66]但并非无法解释。

这一修改方式与1982年宪法所规定的宪法地位和表达的宪法精神是一致的。刑法修正案是在不改变刑法典总条文数的前提下对刑法典进行修正，因而形式上与刑法典中被修改的有关条款是同一的，即虽然刑法修正案对刑法典的有关内容进行了修改，以修正案内容代替刑法典被修改的有关内容，但形式上刑法典被修改的有关条款依然保留并且适用。[45]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在1988年2月27日研究修改宪法案时，彭真委员长明确指出，今后修改宪法，只对必须进行修改的条文作修正, 整个宪法不作修改，这样有利于宪法稳定，有利于国家稳定。事实上，在合同法领域，存在多种合同文本的情况并不少见，如持有合同文本和备案合同文本，又如同一合同的中文文本和英文文本，等等。

争论的另一方则以众议员罗杰·谢尔曼（Roger Sherman）为代表，他们主张，宪法的修改不能更改宪法原文，而应当在保持宪法原文不变的前提下，将修改内容附加在宪法原文之后发生效力（以下简称：接续方案）。如前所述，宪法修正案以独立条款表述修宪内容，能够有效地简化修宪工作，从而减少修宪的阻力，尽快完成修宪任务。

[59]同前注[3]，杜强强文。参见黄京平、彭辅顺：《刑法修正案的若干思考》，载《政法论丛》2004年第3期。

[66]参见前注[41]，蔡定剑文。对于同一项改动，不同阶层、群体和团体的成员完全可能因为立场和观点的不同，而采取完全不同的立场。

标签： 黑变红枣枣皮类黑精的提取与稳定性研究（八） 原子吸收光谱法在土壤环境监测中的应用探讨 土壤重金属监测过程与质量控制分析 脂类的测定（二） 土壤环境监测管理中的信息化应用